李志正律師-法律の専門家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前之準備階段，嗣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收，不另論罪。則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人行賄，尚且論以一罪，其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部分賄選，部分尚在預備賄選階段，尤僅能論以一罪（最高法院98年臺上第928號刑事判決參照），次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按：即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乃刑法第144條投票行賄罪之特別法，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為構成要件，其行求、期約、交付行為，係屬階段行為，倘屬最後階段之交付賄賂行為，除有交付之對象外，其交付行為必已完成，否則尚屬期約或行求之階段，而收受者，刑法第143條復有投票受賄罪之處罰規定，二者乃必要共犯中之對向犯，以二個以上之行為者，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犯罪…刑法上之行求賄賂，指行為人自行主動要求送賄，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表示為已足，雖不以對方允諾為必要，惟其行賄之意思表示須已達於對方，始克成立（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4610號裁判要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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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投票行賄罪客體有二，一為賄賂，一為不正利益，所謂「賄賂」係指金錢或得以金錢計算之財物，「不正利益」則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之慾望，一切有形無形之利益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355號判決參照）。

按所謂自白，係針對被嫌疑為犯罪之事實陳述，不包括該事實之法律評價，與協商程序中一併為法律評價之認罪，並不相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偵查中，若可認為已對自己被疑為犯罪之事實是認，縱對於該行為在刑法上之評價尚有主張，仍無礙於有關因自白而減刑或得減刑事由之成立（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448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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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所稱之「運輸」毒品，係指轉運輸送毒品而言，固不以國外輸入國內或國內輸出國外者為限，其在國內運送者，亦屬之，且不以為他人輸送為必要，即為自己輸送者，亦包括在內。又該法條所稱之運輸，係指單純運輸毒品並無他項目的者而言，若係意圖營利基於販賣毒品目的之犯意，於國內甲地販入後，所從事於運送至國內乙地出售之行為，應認該搬運輸送毒品之行為，包含於販賣行為之內，仍僅成立販賣毒品之罪（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1376號判例、97年度台上字第1249號判決意旨參照）。

按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第二級毒品，不得販賣、運輸及持有。按刑事上販賣罪之完成，與民事上買賣契約之成立，二者之概念尚有不同。在民事上，買賣雙方就買賣標的物與價金等買賣要件之意思表示一致，其買賣契約固已成立。然刑事上之販賣行為，則須以營利為目的，將標的物販入或賣出，有一於此，其犯罪行為始為完成，苟行為人並非以營利之意圖先販入，而將其持有之毒品因有人需求另行起意出售，惟尚未將標的物賣出，即難謂其販賣行為已屬完成。而所謂賣出，自應以標的物已否交付為斷，苟標的物已交付，縱買賣價金尚未給付，仍應論以販賣既遂罪；反之，如標的物尚未交付，縱行為人已收受價金，仍難謂其販賣行為已屬完成（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3760號判決意旨參照）。

按名譽與信用均為對人（包括自然人與法人）所為之社會評價，前者為一般性，後者則重在財產方面，故對人所受社會之評價有所妨害，得構成妨害名譽或妨害信用罪，或兼而有之，最高法院87年度臺上字第3663號判決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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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刑法上之所謂精神耗弱，係指「行為時」之精神，對於外界事務之判斷力，較之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退者而言。又犯罪行為人精神是否耗弱，固屬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非有專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予以診察鑑定，不易判斷。但精神耗弱，仍屬於行為有責性之判斷範圍，其認定應由法院依職權為之，不得視為一種單純之醫學或心理學上概念，進而以此概念代替法院之判斷，故雖經醫學專家鑑定行為人之精神狀態，提供某種概念，亦不過作為法院判斷之資料而已，法院非不得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以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有無精神耗弱之情事，並非必須有待於精神病科之醫學鑑定，始得據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度臺上字第九三○號、八十五年度臺上字第六○七一號判決、二十五年度上字第二三二四號判例意旨參照）。

按刑法上之所謂精神耗弱，係指「行為時」之精神，對於外界事務之判斷力，較之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退者而言。又犯罪行為人精神是否耗弱，固屬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非有專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予以診察鑑定，不易判斷。但精神耗弱，仍屬於行為有責性之判斷範圍，其認定應由法院依職權為之，不得視為一種單純之醫學或心理學上概念，進而以此概念代替法院之判斷，故雖經醫學專家鑑定行為人之精神狀態，提供某種概念，亦不過作為法院判斷之資料而已，法院非不得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以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有無精神耗弱之情事，並非必須有待於精神病科之醫學鑑定，始得據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度臺上字第九三○號、八十五年度臺上字第六○七一號判決、二十五年度上字第二三二四號判例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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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依據我國實務見解，刑法第309條所規定之「侮辱」是指對特定或得推知之他人詈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名譽或聲譽之意思（參院字第1863號解釋；院字第3806號解釋；最高法院85年度上易字第815號判決）。又侮辱行為必須是「公然」為之。所謂「公然」是指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或特定之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狀態（參院字第2033號解釋；釋字第145號解釋）。而所謂「特定或可得推知之人」並不僅限於明確指明被害人的姓名，只要足以使一般人或該社群（in the community）的人能推知行為人所指涉的是誰，就可以成立。綜合而言，公然侮辱即是故意在得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知曉狀態下，以言語、書面文字、身體動作表達輕視，藉以攻擊特定或可得推知之人之社會聲望或聲譽。

按偽證罪之構成，以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之陳述為要件，所謂虛偽之陳述，係指與案件之真正事實相悖，而足以陷偵查或審判於錯誤之危險者而言，若在此案之供證為屬真實，縱其後於其他案件所供與前此之供述不符，除在後案件所供述合於偽證罪之要件得另行依法辦理外，究不得遽指在前與實情相符之供證為偽證（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69年台上字第2427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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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藥事法第22條所稱之「禁藥」，係指該條第1項第1款「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明令公告禁止製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毒害藥品」及第2款上段「未經核准輸入之藥品」而言；至於藥事法上所稱之「管制藥品」，依同法第11條之規定， 則指「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3條規定所稱之管制藥品」。藥事法對於「管制藥品」、「禁藥」既分別各有其定義，足見「管制藥品」，非必即屬上揭規定之「禁藥」，至屬無疑（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2810號判決意旨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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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41條第1項之略誘未滿20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之罪，所保護之法益，在保護家庭間之圓滿關係，及家長或其他有監督人之監督權。該項略誘罪之規定，並未就犯罪主體設有限制，解釋上享有親權之人，仍得為該罪之犯罪主體，即於有數監督權人之情形下，若有監督權之一方對於未滿20歲之被誘人施以略誘行為，使脫離原來之狀態，而置於一己實力支配下，使其與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完全脫離關係，因而侵害他方之監督權，仍應有該條項之適用（參照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1504號判例、93年度台上字第4335號判決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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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刑法所謂略誘罪，係指以強暴、脅迫、詐術等不正之手段而拐取之者，若被誘者有自主之意思，或並得其承諾，即屬和誘範圍，不能以略誘論，惟若被誘人無自主意思及同意能力，則將之誘出置於己之實力支配之下者，仍屬略誘（參照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1309號及26年上字第1166號判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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