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依我國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規定，構成內線交易行為最主要之前提要件即必須先有「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存在，所謂「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具體而言，即同條第4項規定：「第一項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而由上開規定可知，所謂重大消息之意涵有二：第一、關於公司之財務、業務或公司股票的市場供求或公開收購的消息；第二、該等消息對公司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的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參閱賴英照著「股票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初版，第364頁）。
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運輸毒品』，按照舊刑法之立法例，原限於『自外國販運』或『自外國輸入及輸出於外國』而言；嗣後為防止煙毒之蔓延，廢止前之禁煙治罪暫行條例始擴張其範圍，不僅處罰國際間之轉運及輸送毒品行為，即國內之運輸亦在規範之內。而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立法目的，既在截堵毒品之流通，以根絕其禍害，在解釋上固應從同；且不論是否意在圖利，究係為人抑或為己，更不論其運輸方法係海運、空運、陸運或海陸空聯運，皆包括在內。惟運輸毒品罪係故意作為犯，則行為人除客觀上必須為轉運及輸送毒品之行為外，在主觀上尤須本於『運輸之意思』而為毒品之搬運輸送，始足以當之。倘不問其犯意如何，祇因在兩區域間具有攜帶或持送之客觀作為，即概論以運輸毒品重罪，無異認為所有在他地購毒而攜回其住處者，不論目的，皆另犯運輸毒品重罪，顯屬過苛，而超越該罪立法目的。故除行為人知悉為毒品而仍受託運送，或為國際間之轉運，以及行為人意圖營利販入毒品，並基於運輸之犯意將毒品運輸他地交付買受人，以完成賣出行為，同有運輸罪之適用者外，如行為人主觀上僅係在國內某地販入或持有毒品，而攜回自己住處藏放或使用，並無運輸毒品之犯意者，尚難逕論以運輸毒品之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914號判決。
按我國民間互助會，係由會首招募會員參加所組成，每於標會時，通常由欲標取會款之會員，在空白紙條上，或僅書立其姓名、綽號及競標之利息，甚或祇書寫競標利息而未書立其姓名、綽號，另以上開言詞等方法表示係何會員所出具者，則依習慣或特約均足以辨明係該會員以所書數字為標息金額參加競標之標單，應屬刑法第220條第1項之以私文書論之準私文書（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319號、94年度台上字第1439號判決要旨參照）。
按近代社會對於錄音、錄影、電腦之使用，日趨普遍，普有漸以取代一般文書之趨勢，故現行刑法將錄音、錄影、電磁紀錄視為準文書，以應實際需要，並使法律規定能與科技發展之狀況與時俱進。然並非所有錄音均係準文書，僅於「足以表示其用意之證明」之錄音，始以文書論；亦即錄音之內容須使人可以理解，製作者藉該錄音所要傳達之意思，而該意思傳達技術，係依習慣或約定俗稱之表達技術，合於永續狀態中表示一定用意證明之準文書概念，是如不在傳達一定之用意者，即不能認係準文書。
按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依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規定，以文書論。又文書之行使，每因文書之性質、內容不同而異，就偽造之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文書而言，因須藉由機器或電腦處理，始足以表示其文書之內容，其於行為人將偽造之準文書藉由機器或電腦處理時，已有使用該偽造之準文書，而達於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程度，其因販賣而交付該偽造之準文書之情形，如販賣者與買受者，均明知該準文書確為偽造，且均明知藉由機器或電腦處理即可使用該偽造之準文書時，因買受者已達於可隨時使用該偽造之準文書之狀態，故無待販賣者更有所主張，應認販賣該偽造準文書者於交付時，即與行使無異（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1492號判決要旨參照）。
按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所謂「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其強暴脅迫之對象，須以「人」為要件（直接或間接），如妨害人行使權利時，被害人並不在場，自無從對人施強暴脅迫，既缺乏施強暴脅迫之手段，即與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不符。又刑法第304條第1項稱「強暴」者，乃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雖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然仍需被害人在場，始有受強暴之可能，倘被害人根本不在場，自不足構成強暴事由，最高法院85年度台非字第356號、86年度台非字第122號判決意旨可供參酌。故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既在保護個人之意思決定自由，從而行為人施強暴脅迫之對象，必須以對「人」直接或間接為之為限。因此，行為人對物施以強制力當時，被害人未在現場，自無從感受行為人對之實施之強脅手段，亦無從影響其意思決定自由，即與本條所謂強暴脅迫之情形有別。
按刑法第214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為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710號判例要旨參照）。
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3款所規範內線交易主體所稱「基於職業關係」，一般係指接受發行公司委託處理事務的專業人士，例如律師、會計師、財務分析師、證券承銷商等（參見賴英照著，「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初版，第351頁）。然其適用之範圍極為廣泛，不以律師、會計師、管理顧問等傳統職業執業人員為限，舉凡基於工作之便利獲得發行公司足以影響股價變動之資料或消息而為該公司股票之買賣者，均為該條款所規範之對象（參見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78年10月30日（78）臺財證（二）字第14860號函）。
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所規定之「性騷擾」，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感覺，行為人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足調戲對方之目的，屬性騷擾之犯意（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673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我國一般正常社交禮儀，胸部非他人所得任意碰觸之身體部位，且一般人皆以衣著覆蓋遮隱，意在保持個人私密。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係指偵查及審判中均有自白犯罪而言，故僅須被告於偵、審中均曾經自白，即得認有該條項之適用，不以始終承認犯罪為必要。其中所稱偵查中之自白，包含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司法警察（官）自白，以及偵查中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含延長羈押），於法官訊問時所為之自白。又所謂「自白」，乃指被告於刑事追訴機關發覺其犯行後，自動供述不利於己之犯罪事實之謂；故不論該被告之自白，係出於自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一次或多次，並其自白後有無翻異，苟其於偵查及審判中均曾有自白，即應依法減輕其刑（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年度台上字第五八五○號）。
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所規範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公共危險罪，係抽象危險犯之規定。只需客觀上有此種行為出現，危險即視為存在，是否果真肇事，並不影響此罪責之成立。揆其立法目的在藉抽象危險犯之犯罪構成要件，以嚇阻酒後駕車者對公共交通領域之道路參與者潛在的生命、身體或財產造成危害，期能對維護交通安全發生積極作用，本不以發生實害為必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交簡上字第106號刑事判決）。
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規定：「犯第4 條至第8 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是一般而言，被告固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自白始有該減刑規定之適用。但所謂「自白」，並不以出於主動為必要，如經由偵、審機關之推究訊（詢）問而被動承認犯罪事實，亦屬之，此與「自首」須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或機關尚未發覺犯人之前，主動陳述其犯罪事實者不同。又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並予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 款、第96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00條之2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準用之。從而，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就被告之犯罪事實未明白詢問，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均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致使被告無從於偵查中辯明犯罪嫌疑，甚或自白，以期獲得減刑寬典處遇之機會，難謂非違反上開程序規定，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違背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故於承辦員警未就被告犯罪事實明白詢問，及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即行結案、起訴之特別狀況，被告祇要審判中自白，應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參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977號判決意旨）。
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除應依刑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五十七條所列舉之十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按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然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大盤毒梟者，亦有中、小盤之分，甚或僅止於吸毒者友儕間為求互通有無之有償轉讓者亦有之，其販賣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無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六一五七號）。
上開於九十八年五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其立法目的係為使犯該條例第四條至第八條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並鼓勵被告自白認罪，以開啟其自新之路，爰對犯上開罪名之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時，採行寬厚之刑事政策。亦即，立法者基於鼓勵被告自白認罪以啟自新，並促使案件儘早確定之刑事政策考量，就實體事項規定符合特定條件者，予以減輕其刑。又刑事被告之基本訴訟權利，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被告完全知悉其被訴事實及相關法律適用之前提事實，則為其充分行使防禦權之先決條件。故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款前段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此一訊問被告前，應先踐行之法定義務，屬刑事訴訟之正當程序，於偵查程序同有適用。如檢察官於偵查中訊問被告時，未予告知其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且亦未就被告所為特定犯行進行訊問，進而影響被告充分行使其防禦權或本應享有刑事法規所賦予之減刑寬典時，法院即應本於該刑事法規所賦予減刑寬典之立法意旨及目的，妥慎考量被告於偵查中就符合該刑事法規所賦予減刑寬典之前提要件，有無實現之機會，如未予賦予被告此一實行前提要件之機會，因而影響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及刑事法規賦予減刑之寬典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年度台上字第五八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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