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正律師-法律の専門家

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所稱：「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係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編製不實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為要件，若僅消極地未將會計事項編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尚難遽以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罪相繩。公司之財務報表所反應者，係公司企業整體之營運及財務狀況，倘編表者有意扭曲報表上之財務資訊，以不法之手段掩飾真實情況，勢必嚴重影響報表使用者（如股東、債權人及投資大眾等）之權益。故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四款規定：「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惟該罪之成立，仍係以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為要件（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3578 號刑事判決）。

又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商業負責人，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原含有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本質，與刑法第二百十五條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業務上文書罪，皆規範處罰同一之登載不實行為，應屬法規競合，且前者為後者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論處，不應再論以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五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參照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臺上字第一一號、九十二年度臺上字第六七九二號、九十四度年臺非字第九八號、九十四年台上字第四六九九號、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九一五號判決意旨）。

這個判決是朱孝天告壹週刊記者妨害秘密一案之三審最高法院定讞判決，對於妨害秘密之認定有很高之參考價值！

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第二款妨害秘密罪之立法目的，係對於無故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之行為，予以限制，以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惟為兼顧基於正當理由而有拍攝、錄影他人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之必要，俾免刑罰過苛，而妨礙正當偵查作為或其他社會公共利益，乃於其構成要件中明列「無故」之限制要件，以調劑法益衝突。而上述法條所稱「非公開之活動」，係指活動者主觀上具有隱密進行其活動而不欲公開之期待或意願（即主觀之隱密性期待），且在客觀上已利用相當環境或採取適當設備，足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者（即客觀之隱密性環境）而言（例如在私人住宅、公共廁所、租用之「ＫＴＶ」包廂、旅館房間或露營之帳篷內，進行不欲公開之更衣、如廁、歌唱、談判或睡眠等活動均屬之）。就上述妨害秘密罪旨在保護人民祕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之觀點而言，此項「非公開之活動」之認定，固應著重於活動者主觀上具有不欲其活動遭他人攝錄之意願或期待；但活動者主觀意願如何，外人不易確知，且該項意願未必恆定不變，若單憑活動者主觀上是否具有不公開之意願，作為認定上述犯罪構成要件（即「非公開活動」）之唯一標準，難謂與罪刑法定及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故仍須活動者在客觀上已利用相當環境或採取適當設備，足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始能明確化上述構成要件之內容；不能僅以活動者主觀上對其活動有無公開之意願，作為上述罪名所稱「非公開活動」之唯一內涵。是上開條文所稱「非公開活動」，在犯罪構成要件之解釋上，應兼具前述主觀與客觀兩種層面之內涵，始具有刑罰之明確性及合理性。亦即活動者主觀上具有隱密性之期待，且在客觀上已利用相當環境或採取適當設備，足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使一般人均能藉以確認活動者主觀上具有隱密性期待，而無誤認之虞者，始足當之。否則，若活動者在客觀上並未利用相當環境或採取適當設備，以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或其所採用之環境或設備尚不足以發揮隱密性效果，例如在透明之玻璃屋或野外空地沐浴或更衣，或情侶在公眾得出入之公園、停置在馬路旁邊之自用小客車內，或在未設有窗簾或未拉下窗簾之住宅透明窗戶前，為親暱或愛撫之私人活動等，一般人在上述情況下往往難以確認活動者主觀上有無隱密性期待。若僅因活動者主觀上並無公開其活動之意願，即認係屬上述罪名所稱之「非公開活動」，而對攝錄者課以刑事責任，顯屬過苛，亦有悖刑法謙抑性（即最後手段性）原則，自非所宜（最高法院一○一年度台上字第六三四三號刑事判決）。

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且意思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先有所謀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是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之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一定結果而為加重其刑之加重結果犯，按照同法第17條規定，係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920號判例參照)；刑法上之傷害致死罪係結果犯，如多數人下手毆打，本有犯意之聯絡，即屬共同正犯，對於共犯間之實施行為，既互相利用，就傷害之結果，自應同負責任（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1846號判例參照）；多數行為人共同傷害他人致死，此死亡結果之發生，自係參與行為人之合同行為所致，無論死於何人所加之傷，在共犯間均應負全部之責，無分別何部分之傷，孰為下手之人之必要(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755號判例、86年度台上字第874號判決要旨參照)。

刑法第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成立，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請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始足構成。參照土地法第79條第2 款、土地登記規則第155條第1 項規定，地政機關一經受理即應依當事人之申請將書狀滅失（含毀損、遺失）之事由，登載於職務上所掌管製作之公告公文書上對外發布，且由書狀是否確實滅失，係由當事人敘明事由自行切結負責觀之，地政機關對於公告上所載書狀是否滅失之事實，並不作實質審查，僅於形式上審核所應檢具之文件是否齊備即足，是行為人明知房地所有權狀並無遺失、滅失或遭竊之事實，仍以遺失為由向地政事務所申請補發權狀，自成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臺灣板橋地方法院101年簡上字第63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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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刑法第294 條之違背義務遺棄致死罪，係以「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因而致人於死」為其犯罪構成要件。承此，行為人不僅對「無自救力之人」及「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之案件，於主觀上有所認識，且對於積極之「遺棄」或消極之「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等構成犯罪事實，亦須有主觀之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而就其中之積極「遺棄」行為固不待言，惟就消極之「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之不作為要件所稱之「必要」，行為人亦應有主觀之認識及希望，即行為人必須有棄而不顧之主觀犯意，始足當之，且此應以嚴格證據證明之（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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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刑法第 210  條之偽造文書罪，係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該文書為構成要件之一，如行為人係基於有製作權人之授權而製作，固不能謂無製作權，惟若逾越該人授權之範圍而製作文書，關於逾越授權部分，即非有製作權，仍非不能成立偽造文書罪；又刑法第210 條之偽造私文書罪，旨在處罰無製作權之人，不法製作他人之文書，若逾越授權範圍或以欺瞞之方法蓋用他人印章，用以製作違反本人意思之文書，仍屬盜用印章而偽造私文書，最高法院著有93年度台上字第1983號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1085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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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13 條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亦稱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亦稱不確定故意（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7807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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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以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為要件，所謂非法方法，當包括強暴、脅迫、恐嚇等足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情形在內，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所實施之非法方法，縱合於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之情形，仍應視為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或強暴、脅迫之當然結果，不再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3701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02 條之妨害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規定（如擄人勒贖），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 條論處（最高法院93年度臺上字第3309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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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所稱之「洗錢」行為，依同法第二條之規定，係指：一、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二、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而言。又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依同法第一條之規定，係在防制洗錢，追查重大犯罪。申言之，即在於防範及制止因特定重大犯罪所得之不法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藉由洗錢行為（例如經由各種金融機構或其他交易管道），使其形式上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以掩飾或切斷其財產或財產上利益來源與犯罪之關聯性，而藉以逃避追訴、處罰，故其所保護之法益為國家對於特定重大犯罪之追訴及處罰，至該特定重大犯罪行為所侵害之一般法益，因已有該當於各犯罪行為之構成要件規定加以保護，即非制定該法之主要目的。準此以觀，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現行法為第十一條第一項）洗錢罪之成立，除行為人在客觀上有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產或財產上利益之具體作為外，尚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掩飾或隱匿其財產或利益來源與犯罪之關聯性，使其來源形式上合法化，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犯罪意思，始克相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30號判決參照）。因之，是否為洗錢行為，自應就犯罪全部過程加以觀察，包括有無因而使重大犯罪所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性質、來源、所在地、所有權或其他權利改變，因而妨礙重大犯罪之追查或處罰，或有無阻撓或危及對重大犯罪所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來源追查或處罰之行為在內。易言之，該法之制定，旨在規範特定重大犯罪不法所得之資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諸如經由各種金融機關或其他交易管道，以提、存或轉匯等方式，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以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連性，俾便於隱匿其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以逃避追訴、處罰（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3639號、93年度臺上字第904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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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刑事上販賣罪之完成，與民事上買賣契約之成立，二者之概念尚有不同。在民事上，買賣雙方就買賣標的物與價金等買賣要件之意思表示一致，其買賣契約固已成立。然刑事上之販賣行為，則須以營利為目的，將標的物販入或賣出，有一於此，其犯罪行為始為完成，苟行為人尚未將標的物販入或賣出，即難謂其販賣行為已屬完成。而所謂賣出，自應以標的物已否交付為斷，苟標的物已交付，縱買賣價金尚未給付，仍應論以販賣既遂罪；反之，如標的物尚未交付，縱行為人已收受價金，仍難謂其販賣行為已屬完成（參照最高法院88年度臺上字第3760號判決意旨）。復按販賣毒品之所謂販賣行為，係行為人基於營利之目的，而販入或賣出毒品而言。販賣毒品者，其主觀上須有營利之意圖，且客觀上有販賣之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則非所問。即於有償讓與他人之初，係基於營利之意思，並著手實施，而因故無法高於購入之原價出售，最後不得不以原價或低於原價讓與他人時，仍屬販賣行為。必也始終無營利之意思，縱以原價或低於原價有償讓與他人，方難謂為販賣行為，而僅得以轉讓罪論處（最高法院93年度臺上字第1651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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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30條有關幫助犯之性質，實務及學說多數見解，係採限制共犯從屬性說，最高法院60年台上字第2159號判例意旨謂：「刑法上之幫助犯，以正犯已經犯罪為構成要件，故幫助犯無獨立性，如無他人犯罪行為之存在，幫助犯即無由成立。」亦顯示幫助犯無獨立性。且修正後刑法第30條之修正理由亦說明：「幫助犯係採限制從屬形式，與修正後之教唆犯同，條文明示幫助犯之成立，以被幫助者著手犯罪之實行，且具備違法性為必要。」則幫助犯既從屬於正犯而成立，決定其犯罪之時間，自應以正犯行為為準。是本件正犯乙實行電話詐騙被害人之時點係在前次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後之98年9月1日 ，甲即無構成累犯之可能（最高法院96年度台非字第312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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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行為」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因此刑法修正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於修正前原認屬於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之不同犯罪，其間果有實行之行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情形，應得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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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尤不以實際利得多寡而異其責任（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七三一二號判決）。

又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七三一二號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