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上關於財產上犯罪，所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意思條件，
即所稱之「不法所有之意圖」，
係指久缺適法權源，
仍圖將財物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下，
得為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情形而言，
因此被害人如對行為人負有債務，
而行為人主觀上如係以抵債之意思取走被害人之財物，
即難謂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1959號、
82年台上字第828 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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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刑事法令所謂信賴原則之適用，應以自身並未違規為前提，且係指在道路交通事故之刑事案件上，參與交通行為之一方，遵守交通法規秩序，得信賴同時參與交通行為之對方或其他人，亦必會遵守交通法規秩序，不致有違反交通法規秩序之行為發生，因此，對於對方或其他人因違反交通法規秩序之行為所導致之危險結果，即無注意防免之義務，從而得以免負過失責任；縱本身無違規情形，如於他人之違規事實已極明顯，同時有充足之時間可以採取適當之措施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之結果時，即不得以信賴他方定能遵守交通規則，以免除自己之責任（參照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426號、83年度台上字第5470號刑事判決意旨）。意即交通事故發生時，並不是被害人有違規行為時，行為人即得據此而完全免除責任，仍須視行為人本身是否具有過失行為，且須其對於該被害人之違規行為無法預見且無充足之時間可採取適當之措施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其方得執上開判例所揭示之學說上「信賴原則」而得免責。
安非他命雖係第二級毒品，但其亦屬於藥事法所稱之禁藥。而明知為禁藥而轉讓者，藥事法第八十三條亦定有處罰明文。故行為人明知為禁藥即安非他命而轉讓予他人者，其轉讓行為同時該當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八條之轉讓毒品罪及藥事法第八十三條之轉讓禁藥罪，應屬法條競合，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擇一處斷。而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後之藥事法第八十三條轉讓禁藥之處罰（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八條第二項轉讓第二級毒品之處罰（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為重，是轉讓安非他命之第二級毒品，除轉讓達一定數量（依上訴人行為時行政院九十三年一月七日院台法字第0930080551號令訂定之「轉讓持有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轉讓第二級毒品達淨重十公克以上），或成年人對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為轉讓行為，分別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八條第六項、第九條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而應依該加重規定處罰外，均應依藥事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處罰（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六九六二號刑事判決）。
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犯罪組織，係指「3人以上，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織。因此，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自集團性而言，除人數應要有3人以上之外，尚需有內部之管理結構，即主持人與組織成員間有層級之分，且組織本身不因主持人、管理人或成員之更換，而有所異同；自常習性而言，該組織具有存續性，並非單為某一特定犯罪成立之共犯或犯罪組合；自脅迫性、暴力性而言，係指該組織以不正當手段從事某種類或不特定種類之犯罪為目的，始足當之。又犯罪組織之成員所以可罰，甚至可以宣告強制工作，乃係因以組織型態從事犯罪，內部結構階層化，並有嚴密之控制關係，所造成之危害、對社會之衝擊及對民主制度之威脅，遠甚於一般之非組織犯罪所致，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28號著有解釋可參。
按刑法第62條定自首減刑，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苟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嫌疑人後，犯罪嫌疑人始向之坦承犯行者，為自白，而非自首。而所謂發覺，不以有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僅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亦屬發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6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5 條第3 款之規定，政風機構掌理關於本機關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處理檢舉事項。政風機構受理檢舉案件，涉有刑責者，移送檢察機關或司法調查機關依法處理，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第3款第3 目亦定有明文。而全國政風業務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職司犯罪偵查機關之檢察署檢察官，對之並無指揮、監督或命令之權。是以政風機構並非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其所屬之政風人員，亦非有偵查犯罪職務之公務員甚明（最高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385號、92年度臺上字第4051號判決意旨參照）。
按刑法第346 條第1 項之恐嚇取財罪，其構成要件有二：須有為自已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須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行為，二者缺一，即不能成立該罪；又行為人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而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者，縱令其行為或可成立他項罪名，要無以刑法第346 條恐嚇取財罪相繩之餘地（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636號判例、24年上字第3666號判例意旨參照）。
按刑法上所謂恐嚇，祇須行為人以足以使人心生畏怖之情事告知他人即為已足，其通知危害之方法並無限制，凡一切以直接之言語、舉動，或其他足使被害人理解其意義之方法或暗示其如不從將加危害，而使被害人心生畏怖者，均應包括在內。而該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如行為人之言語、舉動，依社會一般觀念，均認係惡害之通知，而足以使人生畏怖心時，即可認屬恐嚇（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1310號判例意旨參照）。
刑法第339 條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該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之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臺上字第260 號判例可資參照）。刑法第339 條之詐欺罪，係以行為人於客觀上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並於行為之初，即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或意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為其構成要件，至於民事債務當事人間，若有未依債務本旨履行給付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而言，原因非一，其因不可歸責之事由無法給付，或因合法得對抗他造主張抗辯而拒絕給付，甚至債之關係而立後，始行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必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犯罪一端，又刑事被告依法不負自證無罪之義務，苟無足以證明其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故意藉此從事財產犯罪之積極證據，自難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之規定，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之客觀事態，推定被告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施用詐術。
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侵占罪，均係因特定關係始能成立之犯罪，即須行為人先持有被害人之物之關係始能構成，如無該持有關係，自須依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與有該持有關係之人共同實施或教唆幫助者，始以共犯論，至於究應構成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侵占罪，即以其持有是否基於業務上關係為斷（最高法院89年台上字第1082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為詐欺罪，凡以不法意圖，施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移轉物之所有者，係構成刑法之詐欺罪，至於在物之移轉所有過程中，縱令移轉物之占有，先呈暫時持有狀態，爾後始變異持有為所有，亦不因其不法移轉物之所有過程有此暫時持有狀態及易持有為所有之情形，即論以侵占罪（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227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3388號判決：「按刑法第132條第1項所謂『應秘密』者，係指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等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而應保守之秘密者而言。自非以有明文規定為唯一標準。查個人之車籍、戶籍、口卡、前科、通緝、勞保等資料及入出境紀錄或涉個人隱私或攸關國家之政務或事務，均屬應秘密之資料，公務員自有保守秘密之義務。葉○○、王○○職司警察工作，明知而故予洩漏，除侵害個人法益外，復侵害國家之法益，原判決論以刑法第132條第1項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自屬正當合法」益明。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第1項（按：即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893號判例要旨參照）。再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為構成要件；所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以該賄選之意思表示已經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為必要；是投票行求賄賂罪，須行賄者一方之意思表示已到達對方，始克成立；若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則僅能論以投票行求賄賂罪之預備犯（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1951號判決意旨參照）。
最高法院二十一年上字第一五七四號判例要旨略以：刑法第三百六十六條之背信罪，必須違背任務之行為係為圖取不法利益，或圖加不法損害之手段，始得成立，至該條所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得不法利益一語，原指自己或第三人在法律上不應取得之利益，意圖取得或使其取得者而言，如果在法律上可得主張之權利，即屬正當利益，雖以非法方法使其實現，僅屬於手段不法，無構成背信罪之餘地。另同院三十年上字第一二一０號判例要旨略以：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以有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為必要，若無此意圖，即屬缺乏意思要件，縱有違背任務之行為，並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亦難律以本條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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